昔日广州人称茶居，是包括茶室、茶楼、酒家、酒店等等的。一句话，凡是开茶市的地方，都名之曰“茶居”。
清朝光绪中期，广州出现了以“居”为名的饮茶地方，它改变了自咸丰、同治年间那种平房为店、设备简陋、木制台凳，备有简单糕点，茶价二厘，广州人统称之为“二厘馆”的状况。茶居则有矮小的楼层，并且在设备、茶点方面稍为讲究，甚至店号也取之雅趣。如当时在第五甫的“五柳居”，即取意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五柳先生“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造饮辄尽”，潇洒澹逸，喻茶客；而“居”者，谓到此饮茶可媲美隐者之居。茶居的出现，不但是广州饮食文化的新鲜事物，而且不自觉地给后来这一形式的饮食文化与骚人墨客结下了不解之缘。
体现这种“结缘”之一，就是广州茶居与我国独特的对联以及我国传统的诗词结合起来，这两种文化上微妙的结缘，使广州人的饮茶内涵更加丰富了。对联是中国独有的，其体裁和字数虽小，但却饱含了人世间的情味和哲理。诗词更是我国唐宋时代之作，其抒情的范围比之对联更为广泛，表达了人世间的柔情、激情、苦情等的情感。这些文雅之作，走进了广州茶居，使“诗韵”和“茶韵”结合起来，给广州茶居创造了一种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的“雅韵”。
广州茶居字号越老，其对联和诗词就越多，这似乎是广州茶居装饰布局上的普遍现象。一副对联或一首诗词，设置在茶居内，除了使茶居显得古雅外，对茶居来说是一种打扮和宣传；对茶客来说是一种欣赏和劝戒。因此，茶居内陈设了一些诗词，不但使客观环境而且使主观环境也得到了“雅”的享受。再说，那些对联和诗词由名家手笔，整个茶居内仿如墨宝展览，有些茶客赞曰：诗词是我国文学上的瑰宝，我们的文字是世界文字的奇葩。广州人称饮茶为“叹茶”，叹者，享受也。诚然，这享受是包括多方面的，但是，“两个环境”美的享受，大概是其主要因素吧！
广州茶居林立，其群众性、经常性、讲究性、丰富性，无论在国内外都是非常独特的，早已闻名于世，为世人所瞩目和向往。当然，亦深深地融解在广州人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广州人许多生活习惯都和茶居关连着。成为“食在广州”的主体。世传广州人嗜好饮茶，这是有其原因的，广州人早上见面，多以“饮茶未?(喝了茶没有)”作为早上问候的替代词语；有事商量，则说“上茶居倾(到茶居里去谈谈)”；遇上高兴的事，就说“请饮茶啦!”诸如婚事、丧事、偶遇、待客、赔礼、息纷、谈情、议事、休息、静思等等，等等，无一不与茶居有关的。因此，茶居每天接纳各阶层人等，不同职业的人，有不同“雅”的选择来叹茶，慢慢的也就形成了在饮茶上的一些习惯，从群体来说，它是分行分店的。昔日广州同行业的多习惯在某一间茶店聚集饮茶。做“三行”的(泥水、木工、打铁)在太如楼；经商的在占元阁、陶陶居、银龙、孔雀、莲香、洞天、“广州”、成珠；戏曲界在惠如楼、陶陶居；公务员在哥伦布、国泰、红棉、涎香、半瓯、金汉、惠如、中央、新园、聚丰园、永乐、南如、云来、福来居、“中国”；达官贵人在新亚、白宫；富商和有钱旅客在大三元、七妙斋、大同、一景、金龙、总统、金城、新华、钻石、陆羽居、胜利等等（岁移时迁，上述茶居现多数只存其店号，具体地点在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当然，这不是严格的划分，只是说茶客的倾向，时至现在(1999年)，茶客还有“喜欢”在那一间茶居饮茶的习惯，这也许是“雅”的选择的体现吧！
就个人来说，有许多有趣的习惯，喜欢选择在固定一间茶居饮茶，并且喜欢选择在固定茶桌，有甚者还选定在一定的座位上。这些茶客一上茶居，即使其他茶桌茶椅空着，也绝不坐上去，而宁愿耐心等候，就算等上几十分钟，也在所不计，说是此座优良，“茶入口，绿映眼,位舒适，一乐也。”谓座位正对一窗，窗外是一丛婆娑的青竹；或说座位正对一幅翰墨，字如唐朝韩愈的《石鼓歌》所说：“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鸾凤翩翩飞翔，好似众仙下凡；珊瑚玉树，枝干交错，精美可爱)百看不厌。总之，茶客的“专座”，各具理由，说是若不坐上原来的位置，就会感到周身不舒服云云。
无论茶客的群体或个人，对茶居和座位的选择，都是在饮茶上对环境的要求，这是“雅”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因此，茶居的主办人很懂得此道，所以，一间茶居的开办，就很注意全局和局部的设置和装饰，因地制宜，尽量向“幽”和“雅”方面靠拢。所以，广州茶居有普通式、园林式、豪华式等等，不一而足。属于早期开设的在小北门外，现在登峰路附近的宝汉茶寮就已经注意到环境的重要，其寮设置为一间具有田园风味的小店：茅舍为堂，过道蓬门，竹篱以围，舍傍绿竹，小径迂回其间，一二野花点缀其上，令人置身其中，仿如在大自然的怀抱，实乃品茶胜处。时人有诗云：“一盅两件到宝汉，清茶绿叶抚神安。人生难得舒心饮，细细品来慢慢尝。”茶寮虽小，其幽雅的环境至今尚留在老一辈茶客的记忆中。难怪曾任广州市市长的朱光为广州饮茶赋词——
广州好，茶室且清宜。名点山泉常品尝，楼头风月约相知，共话太平时。
